在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中,107岁的马识途应该算是年纪最大的作家了。自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,一生都没有停歇,即便已是百岁老人,还出版了《夜谭续记1003ae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1003af等著作。最近,他出版了怀念故人的散文集《那样的时代,那样的人》。读这本书,不仅能了解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,还能深刻感受到一位老作家的人文情怀。

《那样的时代,那样的人》马识途 著 人民出版社

马识途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:1915年出生,1936年参加革命,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。他193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,主要著作有《清江壮歌》《夜谭十记》《沧桑十年》《在地下》等。如今,本该颐养天年的他,依然孜孜不倦地写作。他的写作从来都不随波逐流,而是独立思考、阐发主见,其写作信条是:真话不一定是真理,但假话永远不能接近真理。

《那样的时代,那样的人》一书,分为文人、友人、亲人、凡人、洋人五个部分,对不同的人进行回忆,一个个人物故事娓娓道来,如鲁迅、郭沫若、巴金、冰心、张光年、闻一多、吴宓、汪曾祺、夏衍、杨绛、周有光、李劼人、沙汀、艾芜……“都是我接触过的,值得书写的人。”对作家、文人的回忆,是书中重点部分,也是出彩部分。回忆一个人,可以从不同侧面起笔,马识途并没有面面俱到,而是把最深的记忆写出来,以此呈现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。

现在的人,见到过鲁迅(1881—1936)先生的估计是凤毛麟角了,而马识途就是其中之一。本书第一篇文章《我两次看到鲁迅》,马识途回忆了见到鲁迅的场面。1932年,他在北平大学附中上学,这所学校思想活跃,时常有进步人士来演讲。一次,鲁迅来到该校进行秘密演讲。马识途当时虽然是中学生,但是听到鲁迅二字,非常振奋。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鲁迅,其印象是:个子不高、瘦。由于听演讲的人多,鲁迅讲了什么,他并没有听清楚,文中写道:“我似乎也不想听清楚,能第一次看到鲁迅,而且在这种场合看到鲁迅,也就够了……”可见,鲁迅在他的心中,在很多国人的心中,就是精神之旗。第二次见到鲁迅,是1936年在上海,当时鲁迅离世。马识途在上海万国殡仪馆,向鲁迅遗体告别。鲁迅在他心中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,在他的眼中,鲁迅是真正的中国脊梁。

巴金(1904—2005)和鲁迅一样,也是中国文坛代表性作家。巴金年轻时离开四川后,就很少回到家乡。本书《巴金回家》一文中,马识途回忆了接待巴金的往事。1987年,巴金的随笔集《随想录》已经在中国文坛产生巨大影响,其“说真话”的写作主张,深深影响着当时的作家们。这一年,马识途作为四川作协负责人,接待了巴金。文中写道,巴金温文尔雅,待人随和客气,对家乡四川充满眷念之情。对马识途这样的晚辈作家,巴金愿意提携和培养,每次全国作代会,巴金都会抽空和马识途促膝长谈,谈文学、谈人生。马识途曾经赠送一本杂文集《盛世微言》给巴金,扉页中写道:“……从今以后,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,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。”这句话,其实是他对巴金立下的铿锵誓言。巴金对他的影响,已经融入骨血之中。

冰心(1900—1999)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,她的《寄小读者》影响了几代中国人,马识途对这位女性作家很是尊重。他对冰心的了解,也是从作品开始。他和冰心仅有一面之缘。但就是这一次,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《冰心老人,您走好》一文中,马识途从冰心驾鹤西去的悲伤之情写起,然后赞扬冰心高贵的精神世界。文中写道,冰心九旬高龄之后,病痛缠身,依然笔耕不辍。在马识途眼里,冰心慈祥、和蔼、有爱,看上去是文弱的女子,但是为人正直,有风骨。新中国成立初,冰心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,回到祖国,为人民写作。同时,她和巴金一样,也是一位敢于讲真话的作家。仅凭这一点,就让马识途对她刮目相看。

汪曾祺(1920—1997)是人们熟悉的作家,他的小说、散文具有自然散淡之味,艺术审美价值极高,这些年,他的作品被很多作家推崇。然而,他的文学风格,是不可学的,只能意会。在《汪曾祺,你不该走》一文中,马识途回忆了与汪曾祺的交往经历。他们同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,汪曾祺高马识途一级(虽然马识途比他大7岁)。为什么会这样?原来,上世纪40年代,作为共产党员的马识途,受党组织派遣,报考了西南联大,担任联大地下党的支部书记,秘密从事革命活动。文中写道,汪曾祺在联大时就是有名的才子,是沈从文欣赏的弟子。在校时,马识途和汪曾祺并无过多交集,两人真正开始交往是改革开放之后。在马识途看来,汪曾祺是性情中人,爱烟酒,别人对他索要画作,往往尽量满足。1997年,马识途和汪曾祺在成都见面,并没有谈文学,而是聊养生。马识途好心劝说他,要远离烟酒,多锻炼。可是多年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,哪能说改就改得了呢,别人只要敬酒,汪曾祺来之不拒。也就在这一年5月6日,汪曾祺因病去了文学的天堂,马识途对这位学长的离去深表惋惜。

诗人、文学评论家何其芳(1912—1977)是一位献身革命文艺的人,新中国成立前创作了大量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,如《画梦录》《还乡日记》《夜歌》等。他曾经在延安艺术学院任教,新中国成立后以文学理论和评论为主,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,做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他和马识途是四川同乡,两个人的老家相距不过几十里。《走上革命道路的诗人》一文中,马识途回忆了他们之间的交往经历。他们曾在北京见面,三句话不离本行,谈文学、文化,讨论文坛之生态。何其芳虽然在“文革”中吃过不少苦头,可对文学始终是乐观的。马识途很敬佩他这一点:以一个知识分子的信仰,毅然走上革命文学道路,并在革命文学事业中做出贡献。有的人曾经质疑何其芳的诗歌和文学研究成就。可马识途认为,衡量一个人的成就,要用历史的、全面的眼光来衡量,爱国主义情怀对作家、知识分子而言,永远都是第一重要的。如果没有爱国主义情怀,写作的初心、作品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。

《那样的时代,那样的人》一书中,对很多人进行了惟妙惟肖地“画像”,比如对闻一多(1899—1946),马识途是怀着无限崇敬之心来回忆的,同时也充满浓浓的人情味。《时代的鼓手》一文中,对闻一多的描写格外精彩:“他的胡子不茂密,可是长得很长,大概留的年头不短了……他抬头望着人,却并不和人打招呼,或者他还在梦幻中和庄子、屈原、杜甫这些古人一起神游。”闻一多学问好,多才多艺,虽然最终为追求理想而献身,却书写了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。在马识途眼中,他是真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,是值得学习的典范。

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,马识途都是原原原本本地回忆,不添油加醋,真实客观地进行书写。这是一位老作家人生历程的浓缩,充满了对社会、人生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总结。也许是受到巴金“说真话”的影响太深了,说真话成为这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,这也是写人记事散文的珍贵品格。

来源 北京日报  作者 陈华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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