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时期,北京有二十座城门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里九外七皇城四”。民国年间,又陆续增辟了和平门、建国门和复兴门。严格说来,“民国三门”不算城门,因为没有城台、城楼,更没有瓮城,只是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通道,算是豁口。

1927年初,举行落成典礼时,照片上的门楣匾额是“和平门”,但原图的图片说明却写的是“兴华门”。

1956年,北新华街南端南向,和平门北面。

护城河上新修的和平桥。

1926年,南、北新华街连通,打通和平门工程即将竣工。

1948年,琉璃厂的笔店。

和平门外到海王村公园一带的书画市场。

前门外的商户怕影响生意,因此反对开和平门。

1920年代。南新

华街琉璃厂海王村公园,举办厂甸庙会。

别看只是开个豁口,但在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民国,想办成这事并不容易。拿和平门来说,从京都市政公所提出计划到完工,竟然用了十几年。

民国三年(1914年),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当年,就计划以新华门为起点修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,北与总统府(中南海)相连,南可直达厂甸、虎坊桥,既方便交通,又促进经济。不过,要修通这条路,就得在南城墙根的化石桥处开门洞,这就有点难办了。

帝制时代,沟通内外城,是皇权不能容忍的,经商办事不是绕正阳门,就是绕宣武门。到了民国,国门早已被打开,老百姓也盼着在南城墙开门,但正阳门一带的商人唯恐人们不绕路,影响生意,就散布舆论说,随意开凿城门会致“王气”泄露。袁世凯本人极其迷信,又在筹划称帝,便将此事否决了。

1918年,南、北新华街基本竣工,但由于化石桥处的城墙门洞未打通,街道未能实现贯通。陈独秀在《北京十大特色》中批评说:“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,修到城根便止住了。”

1924年底冯玉祥进京后,急于给新华街通电车的商会重提此事,冯欣然同意,交予京畿警备司令兼北京市政督办鹿钟麟办理。鹿曾驱逐溥仪出宫,行动力一流,他不仅调动部队,还亲自挥镐拆墙,在化石桥城墙处开辟了一个豁口。

豁口虽已打开,但要建设城门,还需进行设计及搭建桥梁等配套工程。1926年1月,京都市政公所重启和平门工程,并做了详细筹划,关键的经费问题由京汉铁路局负责,工程又进行了一年,到年底才完工。

高13米,宽10米,各装两扇铁门的两个门洞建成了,护城河上的混凝土桥也建成了,不过,主政北京的军阀变了,变成了“大帅”张作霖。

1927年初,举行落成典礼时,照片上的门楣匾额是“和平门”,但图片下的标题却写的是“兴华门”。此后的亲历者口述也说法不一,让这道门的命名有了多种说法。

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,“和平”一词因为有影射昭和天皇之嫌得罪了日本人,被迫改成“兴华”,后来又有好事者跟“大帅”说,“兴华”跟李大钊的闺女李星华谐音,张作霖刚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者,岂能不心虚?就改回了和平门。

不过,研究者苏亚民通过查阅当年的《市政公告》证实,此门原本要叫“新华门”,以便与南、北新华街相衔接,但为了与中南海的新华门区别,又因为人们的厌战情绪,改为和平门,并请书法名家华世奎刻了匾。

大门开通之际,正值北伐军节节胜利,而北京人家门楣上多写“中正和平”,张作霖嫌“和平”与北伐军领袖蒋介石的“中正”之名有关联,就改为“兴华”。1928年奉军退却后,兴华门又改回和平门,原来的匾也安放回去,直到拆除城门为止。

和平门的开辟,使南、北新华街连为一体,为京城西侧添了一条与中轴线大体平行的副线,也为厂甸的繁华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和平门以南,元代曾在这里开设官窑,烧制琉璃瓦,得名琉璃厂。明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后,官窑迁至现在的门头沟琉璃渠,但此地仍叫琉璃厂。清代,这里成了举子们备考的聚居地,读书人喜欢的古玩书肆也聚集于此。

民国六年(1917年),在琉璃厂与南新华街的交界处建起海王村公园,并开办厂甸庙会。厂甸庙会不仅是唯一的官办庙会,而且独秀于林,以书籍古玩、字画文具著称,被称为“文市”。新开的和平门,使“逛厂甸”更为便利,摊贩也顺着南新华街两侧漫无边际地延展开来。据统计,北京当时人口尚不足200万,但厂甸庙会半个月之内,游客便可达数十万人次。

1958年5月,为改善北京交通,和平门的门洞拆除,形成宽70米的城墙豁口,豁口中间铺18米宽的沥青路面。1960年代修建地下铁道时,和平门东西城墙被拆除,但“和平门”之称,却以地名的形式保留下来,从此再无更改。

来源 北京日报 师毅/文 图片 陶然野佬 高一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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